西南联大以前都是北学制，北京、天津不在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他们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抗战期间迁往云南，并受到地方势力的保护，这种传统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没有喊口号。早睡没人催你起来，晚睡没人管，几天没人上课，连人不见也没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
一位名叫邹承鲁的院[文]士，曾经是西南联大[章]的学生，他对生物化[来]学有很大的贡献，6[自]0年代他们成功地研[历]制了胰岛素。有一次[史]，记者在采访他时问[大]他：「为什麽当时条[全]件很差，西南联大也[网]不是很大，却培养了[文]这么多人才？」他的[章]回答很简单，只有两[来]个字：自由。
自由自在有一个好处[自]，那就是你可以做你[历]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史]喜欢看的书去看，喜[大]欢听的课去听，不喜[全]欢看的课去不听。这[网]很不错，很合我的口[文]味。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和南开大学在长沙成[自]立西南联大，因日军[历]轰炸长沙，被迫迁至[史]昆明。
例如那个时候，同学[大]们有什么立场，但并[全]没有很大的思想或政[网]治隔膜。寝室各系、[文]各级别的同学都有，[章]晚上没事的时候，大[来]家就会在海阔天空的[自]闲聊一阵。有些人骂[历]蒋介石，有些人支持[史]蒋介石，大家争论起[大]来，有时还挺激烈的[全]。但争论结束后，关[网]系仍然良好。
当然，学生质量也很[文]重要，联大的学生水[章]平确实很好，但更重[来]要的是校园氛围。天[自]下有才之人，才之必[历]有才；天下有才，不[史]分时代，不分国家；[大]问题在于给不给他自[全]由发展的条件。
不求知识、不求思想、不求个性的发展，就不会有人的创造性，而人的创造性才是第一生产力。假如每个人只念佛、背诵经文，开口都说同样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样会侵犯到别人。但在这一范围内，个人自由越大越好。
四个系，我在西南联[网]大读过，但都没读懂[文]。当我在中学参加考[章]试时，我问一个同学[来]：“你考什么专业？[自]”“像我们这样没有[历]学识的人只能读文科[史]，读得好的就应该去[大]读理工科。”由于那[全]时大家都觉得，读文[网]科生没意思，这是当[文]时的社会风气，所以[章]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来]，读土木系。
说起这件事，我觉得[自]很有趣，中学时根本[历]没有想过将来要学什[史]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大]子恺的《西方建筑演[全]说》，从希腊罗马，[网]一直说到中世纪教堂[文]建筑，觉得很有趣，[章]便想学建筑。
一年级工学院没有专[来]业限制，学习机械系[自]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历]，基本微积分，普通[史]物理，这两门都很重[大]要，还有投影几何，[全]地图学。第一学期我[网]还是很认真的学习，[文]但是到了第二学期，[章]兴趣就完全消失了，[来]把所有的工夫用来读[自]诗，看小说。于是决[历]定改行，拿梁启超的[史]东西来看看，诸如此[大]类，开始有意识地增[全]加了一些文科知识。[网]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就可以随便转，没有学分不足也可以补，最多再读一年。我想搞文理学院，不知道为什么选了历史系。
如今我也80多岁了[文]，回忆起这一生中最[章]美好的时光，还是联[来]大那7年——4年本[自]科，3年研究生。那[历]当然也是物质生活很[史]艰苦的一个时期，但[大]幸福并不等于物质生[全]活丰富，尤其不等于[网]金钱丰富，那么美好[文]的东西在哪里呢？
幸福有两个条件，我[章]想。首先，你必须感[来]觉到个人的未来是光[自]明和美好的，但它却[历]很模糊，很模糊，不[史]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大]标。另一方面，整个[全]社会的前景也必须一[网]天天地好起来，如果[文]整个社会继续腐化下[章]去，个体就不可能真[来]正幸福。这两个条件[自]碰巧在我上学时同时[历]存在。
那时是战争年代，但因为战争，所以似乎直觉地、含糊地，但又十分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之后，世界一定会很美好，生活一定会很美好。在那个时代，我不是独来独往，我相信大多数年轻人都有这种模糊感。因此，当时，尽管物质生活很艰苦，但却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一种期待和可以实现的。
要是陈寅恪值一美元，那个沈从文一分钱也没有
那时我们真的很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意去听，不喜欢的课可以不去。我不喜欢听姚从吾老师的课，他教的是历史系的专业课程，可我一直没上。
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史]生的两门课：《西洋[大]政治思想史》和《近[全]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网]，我没有选过，没有[文]考试，也没有算分数[章]，但从头到尾都听过[来]，深受启发。而现在[自]，我的专业也成了思[历]想史。
大学实行学分制，文[史]学院需要四年共修1[大]32学分，工学院需[全]要144学分。这些[网]课程中有三分之二必[文]须通过。例如一年级[章]，文科生要学习自然[来]科学，理工类国文是[自]必修课。再加上英文[历]也是必修课，6学分[史]，不及格不行。
在历史系里，按照规定，中国史要学两个断代。对于哪两种断代，你自己选择吧。由于当时我对中国古代史不感兴趣，所选的两部均为近代，一部为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部为郑天挺先生的明史。
那时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大历史系的主任，但[全]我们都觉得姚先生那[网]一年口才不好，说话[文]也不好，所以不想去[章]上课。但是后来姚先[来]生去了台湾，做了中[自]研院院士，而且后来[历]又培养出了一批中青[史]年历史学家，实在是[大]令人惊讶。看得出，[全]以言取人，以貌取人[网]是多么不可靠。
原来，郑天挺先生是[文]北大秘书长，教我们[章]明史、唐史、清史。[来]他的话很有条理，是[自]一二三四，ABCD[历]，从头说起。什么样[史]的政府组织，财政来[大]源，有什么样的基本[全]资料等等，都比中学[网]的课程要高一层，只[文]是讲得更细致一些。[章]这种讲课方式在联大[来]很少见，当然也有它[自]的优点，对于尚未入[历]门的同学，可以有系[史]统的了解。
然而，郑老师的演讲确实很有意思。回忆起朱元璋时，特别提到自己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书怎样记载，某书怎样说。最终得出一个结论：照中国的传统说法，明太祖的形象是“五岳朝天”，给人很深的印象，也让人感到恐怖。
其它名人课，出于好[大]奇，我也听过一些，[全]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网]国小说史。那堂课人[文]数不多，大概只有六[章]七个人听，我在旁边[来]听了几次，也没听完[自]。
沈老师讲课字斟句酌[历]，速度很慢，但我觉[史]得他确实是个学者。[大]与我们说东一句西一[全]句连在一起的时候不[网]同，他的每一句话，[文]每一个字都极具逻辑[章]性，如果能把他的课[来]记录下来，就是一篇[自]很好的文章。
他对“金瓶梅”的评[历]价很高，我现在仍然[史]印象深刻。以前，《[大]金瓶梅》被视为淫书[全]，非正史小说，民国[网]以后才被禁止。但是[文]沈先生很欣赏这本书[章]，认为它对人情世态[来]的描写十分深刻，《[自]红楼梦》在许多地方[历]都继承了《金瓶梅》[史]的传统。
他学习很刻苦，但是[大]没有任何学历，甚至[全]连中学都没有读过，[网]而且还当过兵。之后[文]他去大学教书，还是[章]教授，所以经常被学[来]院派白眼。
还记得一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地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呢，陈寅恪能值一元钱，我刘文典一毛钱，那沈从文就只值一分钱了。”
（刘文典）
钱先生出了名，我就[自]跑去听他说。他的课[历]基本上是英文授课，[史]偶尔会加上中文。但[大]他有时候似乎有点喜[全]欢玄虚，不是很清楚[网]的把它讲出来，而是[文]提示你，要靠你自己[章]去体会。因此，非智[来]者才能与之并驾齐驱[自]，愚者则无法与之对[历]抗。
此外，当年我在清华[史]的四个导师中赶上了[大]陈寅恪，他教授的是[全]隋唐史、魏晋南北朝[网]史。但那时我只是工[文]学院的一名新生，没[章]有资格上这门专业课[来]程。在陈老师的课上[自]正式上课的人不多，[历]大概有七八个。但是[史]陈先生非常有名，大[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打斗[全]高手，所以经常有人[网]趴在窗户上听，而我[文]却被夹在里面。
课堂上，陈老师进门[章]，拿起书包放在桌子[来]上，然后打开书。但[自]他基本上不看，因为[历]他对这些资料都很熟[史]悉，历法很多，张口[大]就来，就是引经据典[全]，从古书里引经据典[网]，原文是什么。
假如按解放后的标准[文]来看，没有教案，全[章]是信口开河，他那一[来]套教学方法是不够的[自]，但是解放前允许这[历]种教学方法。他说话[史]有口音，说得不太好[大]，也不是那种靠口才[全]取胜的老师。并且他[网]说的太专业了，引用[文]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章]，所以根本就不懂。[来]
他在英国任牛津大学做讲座时，在次年离开了学校。由于德国刚刚攻占法国，马上就要打海战，英国正面临危险，必须留在香港。
陈寅恪：“最后一个大儒”(1890~1969，点击购买《陈寅恪最后二十年》)
为了超越前辈，不可向前人拜倒而去
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特别是老师们更加艰苦。战前一个月，冯友兰等教授的工资是四五百大洋，那时在北京差不多能买四合院。但是，战争过后，情况越来越糟糕。一九三七年打到三十八、三十九年，物价大涨，造成通货膨胀，使整个经济崩溃，最终连饭都吃不饱。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自]吃喝穿住都很差。一[历]个茅草屋，四十人上[史]下通铺着，有点像我[大]们70年代五七干校[全]的宿舍。由于生活不[网]安定，有的人休学了[文]，有的有钱人在外面[章]自己租了个小房子。[来]还有些根本就是在外[自]面工作，比如在外县[历]教书，考试前不回来[史]。寝室经常住不满，[大]但也有二三十人，非[全]常拥挤。
在我的宿舍里，有一个后来出名的作家，名叫汪曾祺。在我的同龄人中，他年龄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只是个小青年而已。但是那时候他留了很长的头发，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衬衫，扣子只扣了两个，拖鞋也没跟脚，经常说笑话，抽烟，很颓废，完全是中国老知识分子派的样子。
这一年的困难，恐怕[网]今天难以想象。但好[文]的是不要钱，上学、[章]吃饭都不要钱。一个[来]月一次的借钱给学生[自]，不用还，跟现在的[历]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史]假设当时要收取学费[大]，我相信大多数学生[全]是上不了课的。不仅[网]上不了，连名流也上[文]不了，杨振宁也不例[章]外。
那时，教授的钱太少[来]了，而杨振宁的父亲[自]杨武之是一个数学系[历]主任，他的家境贫寒[史]，没有足够的食物，[大]还要去上学？上学不[全]是经商，不能因为年[网]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