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早种植棉花的地方，应该是海南、云南、新疆等省。

例如海南岛，据《尚书》记载，战国时期当地有“穿棉衣”的习俗。西汉武帝时，在《后汉书》中的海南珠崖地区开始有棉布进贡。《后汉书》还记载，汉代云南地区有“梧桐木华”，即“棉花”。考古学家进一步发现，新疆境内出土的东汉至唐代棉织品文物，迄今已有数十件。特别是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代墓葬中的非洲棉籽，是中国考古史上公认的一项重大发现。

尽管如此，棉花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古代曾是一种名贵的奢侈品。如唐代富人家在花园里种植的棉花，就象牡丹一样，是名贵的花草，供人观赏。由棉制成的衣服“白色叠子”也很昂贵。尽管有些武侠小说中，宋代的卖艺人杨铁心会“穿破棉袄”带女儿打鼓，宋代的少女郭襄也“裹着棉被”想念心上人杨过。但是现实的两宋史，连棉毯日常生活都很稀少，反而常常是富人们的陪葬品。

（藤甲）

因此，至少在明朝以前的冬天，那“八月秋高风怒”“娇儿恶卧踏里裂”的寒冬里，连陆游这样的官家，也多裹着“纸被”“纸衣”御寒，普通人家更只能盖着布满芦花柳絮的被子苦苦哀求。这种“棉布棉袄”的“日常用品”，与当时的普通百姓并不相称。

至明朝开国之时，明太祖朱元璋面对的，是明初国民经济的“地狱难”：内忧外患一团乱麻，全国“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人烟断绝”，许多地方“生者只有三分之一”，河南山东四川等地，许多县因人口稀少而合并。曾有“烟火三月”的热情洋溢的扬州，现在只剩下十八个家庭了。怎样重建这座苦难的山河？朱元璋的方针是——种植棉花。

明、清时期的棉花

实际上，在明朝建立之前，中国人种植棉花的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多科技突破，却是长年躺在各种“农书”里。而《棉花》这件事，从小就受够了冻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是颇有留恋。后半生，他得知卫辉、广平、开封等地棉花大丰收，当场一喜：“这么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大明百姓的好日子，只能靠种植棉花了。

怀着这一执念，朱元璋，从一岁开始就大力推广棉花种植：洪武二年(1368)起，明王朝颁布严格的法令，全国有五亩自耕农，必须种植至少半亩棉花，超过10亩的耕地要加倍种植。棉种成绩，更成为衡量各级地方官员的硬标准。许多农书也从那时起刊印推广，恨不得手把手教种。至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增加了“补种棉花，免赋税”的优惠政策。如果棉花种植得当，税收就会少一些。

手腕的力量很强，效果也很明显。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每年棉花都能获得丰收。原来只是集中种植江南棉花，这下更突破了地域限制，种植大江南北。这一“奢华”的前不久，此时产量更是猛增：仅洪武二十六年，明朝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官方收入就达三百六十五万斤。

大量的棉花收成，还“顺带”影响了明清军史，随着棉花产量的激增，以棉花为原料的“棉甲”迅速流行开来，成为明清军中的重要甲胄。尤其在清朝康乾盛世，身披棉甲的清军屡次经受北方严寒的考验，打赢了一场反清复明的战役，保卫了东北和西北大地的主权。

而对于明清国民经济来说，明初这场“棉花全民动员”的大事，影响更为深远。从前的“贵族专享”棉花，从此价格一落千丈，由明朝以前的奢华，变成了明朝以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用品。

尤其是每年丰收的棉花，更激发了中国古代棉纺业的升级换代。仅朱元璋死后二十一年(1419年)，永乐十九年(明王朝)，每年征收的布帛就超过一百二十万匹。松江是明代棉纺中心，此时更是“衣被天下”。

而那个开国之初民生凋敝的明王朝，也是在朱元璋的统治后期，实现了“民富国强”的辉煌。明代洪武二十六年的岁粮收入，已经超过宋元时期的两倍多。种植红火棉和棉布不仅成为明代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明代中期名臣邱浚的话来说，那真是“地无南北，人无贫富，皆为赖之”。明初，中国人终于有了棉衣和被子。历史上有很大的进步。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红火的棉布生产，更改变了古代中国的出口结构：棉花曾经是“名贵的进口品”，如今华丽转身，成为了瓷器丝的“出口拳头产品”。凭借强大的棉纺技术，中国棉迅速打开了国际市场。明后期，中国只向菲律宾出口一个地方，每年有7000多10000多斤棉布。清朝的雅克萨战役之后，中国棉布又大量涌入俄国。在“康乾盛世”时期，俄国每年在中国棉布上的花费，往往超过百万卢布，占中俄贸易额的60%。

这在明清时期就成了[文]法定货币，而且汹涌[章]而入中国的白银，有[来]不少是棉业“赚”来[自]的。甚至明、清六百[历]年，多少属于中国历[史]史的辉煌记忆，都是[大]低调棉业默默支撑下[全]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康乾盛世”期间，许多访问中国的传教士，在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和内务大臣杜尔坦的授意下，秘密记录了中国棉花的种植，甚至私自将棉花种子运出中国。这种宝贵的农业资料，也为近代欧洲种植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此，明清时期的中国棉纺工业，不仅是救国强军，更是对世界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棉花生产

伴随着1840年的轰轰烈烈，近代中国陷于落后和泥沼之中，曾经强盛无比的古代中国棉纺工业，也一度成为昨日的黄花。近代以来，“美国棉”“英国纱”“东洋布”充斥着中国市场，中国国内棉纺工业急剧萎缩。在“万花筒式”的民国时期，中国本地棉花年产量的“高峰水平”也不过是1936年的84.9万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1949年，中国每年的棉花产量更是减少到44万吨。新中国成立初期棉花生产，产业空白。

这种情况，就像19[网]50年4月一位党和[文]国家领导人在政协会[章]议上所说的那样：“[来]有三种东西，即粮食[自]、棉花、煤油，这是[历]几十年来的大宗进口[史]商品，而中国的外汇[大]主要就买这些了。棉[全]花问题，既关系到千[网]家万户的生活，又关[文]系到新中国的建设进[章]程，唯有这三件事靠[来]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自]解决。

自那以后，中国棉纺业，又开始急起直追。在1952年，中国的棉花产量达到120万吨，比1949年翻了一番。2007年，中国棉花年产量创历史新高760万吨。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棉花产业结构经过多次调整，但产量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

而且棉花业的演变，也与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衣着问题”息息相关。由五、六十年代的“全棉制”，到曾一度火遍全国的“真好”，再到今日生活中各种色彩丰富的衣料。服装质量”的演变背后，是棉花产业的支撑。也是如此，中国纺织行业更是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纺织品出口，长期占据着超过30%的国际市场份额，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支柱产业。

此外，在中国棉花产业发展过程中，新疆棉花农业正处于重要地位。

新疆棉花的优点

新疆是中国唯一的长绒棉生长地，日照时间长，地势碱性好，地理位置优越，近二十五年来，不仅新疆棉花以高品质而闻名，而且长期保持全国第一的地位。截至2019年，新疆的棉花面积已占全国的76%，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80.4%。在新疆还建立了棉花商品种子推广网络，遍及各省。这个问题，更是中国种植安全的一大问题。如果纺织业是新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那么新疆的棉花产量就是它的支柱。

而且在新疆棉花产业[历]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史]更有肉眼可见的科技[大]力量助推：仅在“采[全]棉”这一环节上，一[网]台“六行打包采棉机[文]”的工作效率，就相[章]当于两千多名前期的[来]拾棉工。在全新疆范[自]围内，“机械化采摘[历]”也得到了普及，到[史]2018年，全新疆[大]“机采率”(机械化[全]采摘的普及度)已经[网]达到百分之四十二，[文]到2019年，新疆[章]的机采机数量已经突[来]破五千台，昌吉、塔[自]城等产棉区“机采率[历]”已经接近百分之百[史]。

此外还有“植保无人[大]机”的数量，到了2[全]019年时，全新疆[网]已经突破了5000[文]台，累计作业面积达[章]400万亩。等同于[来]从种植到采摘，棉花[自]种植的每一个环节，[历]新疆都在向“机械化[史]”方向迈进。当前新[大]疆种棉业的农业平均[全]水平，已突破80%[网]。

与这种高度机械化相对应，新疆农业整体机械化程度更高，仅3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就突破29万台，新疆农业整体机械化程度达到84%，小麦生产机械化程度达到98%。那时网络刷屏的“机械化采棉”场景，让新疆的棉花田无比震惊，这就是新疆多年农业生产的生动写照。

这种进步带来了新疆[文]各族人民生活的更大[章]变化。以新疆棉花大[来]县巴楚县为例，在《[自]农经》特约记者汪烨[历]的采访中，通过机械[史]化的推广和科技的扶[大]持，当地的棉花产量[全]达到282万担，各[网]种蔬菜种植面积达到[文]5万亩，农家肥种植[章]面积增加了5万亩，[来]各族种植户获得了实[自]实在在的收入。用汪[历]烨的原话来说：“巴[史]楚众多农民的梦，正[大]在田野中展开。”

白雪见证了棉花的白[全]雪，这在田野中铺展[网]，又何止是巴楚众多[文]农民的梦想？建设“[章]大美新疆”是新疆各[来]族人民辛勤的汗水。[自]面对这些铁面无私的[历]事实，那些“抵制”[史]新疆棉花的“诋毁”[大]，又是何其荒唐，何[全]等可耻！

棉花的强国路，棉花的惠民史，代表着中华民族千年团结智慧，无畏无畏的勇敢担当。回首棉花史，面对某些“国际品牌”“西方精英”对中国棉花史的“碰瓷闹剧”，有一句铁的真理，应该是回应：“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