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一般喜欢说我们的文明史有上下五千年，然而，至今我们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

英国考古学家GordonChild认为，文明的“三要素”，即城市、金属冶炼和文字的使用是一个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柴尔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他的“文明要素”模式在考古学上也易于操作，因此文明“三要素”理论在我国被很多人所接受。

良渚古城不久前因为申遗成功受到不少宣传，国家层面也很想证明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按照文明“三要素”标准，良渚古城只有城（市），金属冶炼和文字还没有出现，缺项太多，称之为文明是很牵强的。中华大地上无争议具备文明“三要素”的考古遗址中，最早是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从殷墟年代来看，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史恐怕还不到3500年。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怎么来的呢？

民族是拥有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群体，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一直自称炎黄子孙，而黄帝又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作为中华文明的创始人，他诞生的年代往往也就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开端。

历史上真的有黄帝这个人吗？

在史学界，黄帝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也存在着争议。古籍中黄帝的记载很多，但这些古籍大多来自战国后。近代许多学者认为黄帝的传说起于战国，主要依据是陈侯因齐镦铭文中有“绍緟高且（祖）黄啻（帝）”，这可能是“黄帝”出现最早的考古实物。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历史记载，战国时期的黄帝很可能是出自当时的捏造，因此他认为“黄帝”本源于“皇帝”，即黄天上帝。然而，诚如沈长云先生所言“疑古不宜过勇”，古史辨派终归是疑过了头，也闹了不少笑话。

起初，怀疑派甚至不承认商朝的存在，殷墟考古学发掘后，不得不改弦更张。《孙子兵法》被顾先生考订为孙不二的伪书，《尉缭子》为伪书，后来又被后来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尉缭子》所推翻。2012年后发掘的石峁遗址，怕是又要将顾先生的“黄帝”是皇天上帝说打入冷宫了。当然，顾先生的层累造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史籍的研究还是很有存在价值的。

抛开考古实物，仅仅考究古籍，是否能证明黄帝是真实存在的呢？

查阅战国以前的典籍，最早出现“黄帝”的只有西周初年的《周易》和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了。《周易》中的“黄帝”出现于《系辞下》，一般认为《系辞》作为阐发和总结《周易》的论述，成书于战国，并经过了孔子以后儒家的整理。看来“黄帝”真正在典籍中的第一次出现要到《孙子兵法》成书的春秋时期了，这也是不少学者质疑黄帝是真实历史人物的原因。

然而，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古籍成书最早都未超过西周。公认成书于西周年间的只有两本书：《周易》和《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的也只有《尚书》、《孙子兵法》和《道德经》，而《论语》和《墨子》被认为成书于春秋至战国时期。也就是说，成书于战国以前的古籍满打满算最多也只有七本书。

如果还想追溯到殷商甚至更早，我的回答是一本都没有。可见大部分典籍都成书于战国之后，所以有关“黄帝”的记载也大部分出现于战国之后，这正是典籍数量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布差异的正常写照，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没有记载的人物就能代表不存在吗？比如殷墟考古中，我们知道了商王武丁有一位妻子叫妇好，然而任何古籍中都没有记载妇好其人，难道就可以说妇好不存在吗？何况《孙子兵法》中还提到了黄帝。

除了《孙子兵法》，我认为，最早记录黄帝事迹的经典文献实际上是《山海经》。很多学者认为，先有《山海图》，后才有《山海经》。大禹治水期间，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国土地理调查。因为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调查的结果以绘图的方式记录在《山海图》上了。等到文字出现后，后人已经看不太懂传世的《山海图》所要表达的内容了，导致文字解读的结果《山海经》也佶屈难懂。但《山海经》中关于黄帝的记载却很可能出自大禹时代的记录，远远早于《孙子兵法》。

事实上，大部分著名历史学家都不否认黄帝的存在，比如郭沫若、徐旭生、钱穆、吕思勉、范文澜、翦伯赞、苏秉琦、田昌五、沈长云等先生，他们关于中国史的著述往往也是从炎黄讲起的。而白寿彝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中，对黄帝是否存在持不确定的态度。对于顾颉刚先生这样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人来说，实在是凤毛麟角。

黄帝究竟出生在何时？

这是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史书中都没有确切的记载。一种普遍采用的推算黄帝生活年代的办法，是据南宋罗泌所著《路史·发挥》中的一句著名记述“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将夏朝初年定为4000年前，以30年一代人计算，则黄帝大略是4900年前的人。将4900年凑个整，或者有的人将大禹出生的年代再提前100年到4100年前，则黄帝大略生于5000年前了。

然而，仔细深究，这其中仍有蹊跷之处。东周时期的左丘明和西汉时期的司马迁都不知道“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何晚了一千多年的南宋时期罗泌就知道了呢？罗泌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出自《竹书纪年》，查阅范祥雍先生《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在“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下有“国维案此亦罗长源隐括本书之语，非原文”字样。可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并非《竹书纪年》原文，而罗泌是从哪里知道这条记录的，已不可考。

沈长云先生在驳斥青[文]年学者陈民镇的文章[章]《再说黄帝与石峁古[来]城》中也说到：“不[自]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历]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史]。

其中之一，根据陈梦[大]家、方诗铭诸家的研[全]究，《纪年》的编年[网]事实起于夏，而今《[文]路史·发挥》所引《[章]竹书纪年》中提到的[来]黄帝之事，并非原《[自]纪年》。

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

我想，即令这句话出[历]自真的《纪年》，也[史]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大]因为《纪年》写作在[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网]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文]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章]籍出现，此与黄帝等[来]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自]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历]变，《纪年》照此而[史]称说黄帝如何如何，[大]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全]可信以为真。”《史[网]记·夏本纪》中有“[文]禹者，黄帝之玄孙而[章]帝颛顼之孙”，如此[来]说来，黄帝至禹只有[自]四代，何至于为世三[历]十？《山海经》中成[史]书于战国时期的《海[大]内经》和《史记·夏[全]本纪》都说禹之父为[网]鲧，是一致的。但是[文]，《海内经》说鲧之[章]父为骆明，而《史记[来]·夏本纪》中却说鲧[自]之父为颛顼，互为抵[历]牾。可知不仅黄帝至[史]大禹为三十代是捏造[大]，就是颛顼和大禹是[全]黄帝之后也是不可信[网]的。

南宋罗泌不过是信口[文]开河说了一句玩笑话[章]，九百年来很多人就[来]信以为真了。陈民镇[自]据“黄帝至禹，为世[历]三十”而推定黄帝的[史]年代距今约5000[大]年，实属刻舟求剑、[全]缘木求鱼之举。这真[网]是应了英国著名哲学[文]家伯特兰·罗素的一[章]句名言：“这个世界[来]的问题在于，聪明人[自]都充满疑惑，而傻子[历]们却深信不疑”。

沈长云先生学究天人，他的论证是非常精密的。诚如先生在《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中所论：“史载黄帝与蚩尤曾发生过战争，它书记载蚩尤在少昊之后，少昊又大致与颛顼同时，是黄帝所在的时间不一定早得过颛顼。”黄帝所处的年代并不算早，早于大禹是肯定的，但应晚于少昊和颛顼。至于尧舜，应稍晚于黄帝，唐虞两朝是短命王朝，大概类似王莽的新朝或秦、隋这样的朝代。因此，黄帝不会早于大禹太多，别说5000年前，就是4500年前也未必能超过。

沈先生已论证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而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为4300年前，符合以上推测。通过碳十四测年及与其它考古学文化比较，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的绝对年代在5700~5100年之间，平均值为5400年前。即便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往上推算，也远远到不了5400年，可知积石冢大大超过了黄帝时代。因此，牛河梁五号大墓墓主不可能是黄帝。

按文明“三要素”的标准衡量，牛河梁遗址三项全无，而石峁古城有城（市）和金属冶炼，缺了一项文字。美洲的玛雅文明有城（市）和文字，却没有金属冶炼，但也被公认为文明。考虑到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缺一项文明要素的石峁古城完全可以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因为这符合我们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