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法学的律学研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作为魏晋名士，张斐对律学的研究具有很高的造诣，是一位著名的魏晋学者。以注释《晋律》而闻名天下。“以礼率律”，认为法的根本精神是礼，一切律条都必须与“礼乐”相一致，与“礼乐”相一致。张斐的思想是礼法合一、礼入法的立法原则的升华，在封建正统法学理论中得到坚持。

法学从业者和研究者

魏末晋初的三国张斐，出生年月不详。西晋时担任法椽、奴仆。因缺乏文献记载，今天已很难全面了解张斐的生平事迹，但可以知道张斐一生主要从事法律实践与研究。张斐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对律法的深入研究，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张斐在晋武帝司马炎时期任司马。“明法椽”是从秦汉到北齐最高司法机关廷尉所属的法律部门。顾名思义，“明法”就是要通晓政体。明法名为汉、唐、宋三代各科考官和科举人的考试科目。汉武帝建元初期，武帝命令郡县察举制，设四科，其中三科为明政令，即明政令，是后世明政令的开端。在明法椽中，张斐是负责解释法律条文的官员。他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就是研究法律本身，他自己也有责任。其对法律的解释，并非其本身的行为，而常常直接上升到国家的法律实践中去。

中国古代通常指律法。战国时期，我国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经。随后，商鞅将《法经》带入秦国，改变了法律，从那以后，法典就以律为准。秦汉时，法律尚未成为法典的专称，有些单行法规也被称为律，如田律、工律、金布律等。在魏晋时期，律成为法典的专用名称，也就是刑法典的称谓。张斐生活在魏晋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封建法律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汉武帝开始，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法学的发展打上了儒家经学的烙印，直到东汉时期，空谈德礼的谶纬经学盛行，法学逐渐成为经学的附庸。汉末，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有知识的人开始重新认识和研究现实问题。现在，人们已不再偏执地迷信纲常名教，更加重视对刑名本的研究。

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批专攻法律注释、法理解释的律学家，他们对法律的本质、法律的精神，法律各部分的内在联系，法律名词概念的界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确定了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未明确的法律名词术语的内涵，使其界限更加清晰，大大丰富了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在当时，张斐是最著名的法律学者。

注释国家法律

作为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张斐对《晋律》的注解是其主要功绩。西晋律例，始于晋武帝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之时。那时，司马昭命贾充、杜预等人参照汉律、魏律开始编纂，晋武帝于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施行。因为颁布于泰始年间，所以又被称为泰始律。

在中国封建社会，《晋律》是最早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一部法典，其主要特征是“宽礼防，准五服”。以汉代九章律、魏新律为基础，共分为二十卷，分为二十卷。与前代律令相比，晋律内容有所放宽。其《减枭、斩、诛、从命之条》，对女子的判决也有轻判之意。这些变化，使《晋律》在实施中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司马氏江山的作用。晋书·刑律志》称其为“补之苛秽，存之清约，事之典章，益之时间”。

在《晋律》完成后，晋武帝司马炎认为法律条文太过简单，概念不清，便专门下诏，让张斐和杜预一起在当时已有相当声望的法学家们对律法进行注释。张、杜二人采汉世律家诸说之长，对《晋律》作了注解，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的经验。张杜二人对《晋律》的注释，经晋武帝批准下诏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张斐、杜预的注解则是对晋律的诠释，使法律概念更规范、准确，有利于人们统一认识法律。从整体上看，《律令》比以前的法典更具规范性和科学性。这两部经皇帝批准，颁发天下，注释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称为“张杜律”。张斐与杜预齐名，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部传世名著张斐的律注

张斐一生钻研法律，著述丰富。史书记载，他著有《律解》(二十卷)、《杂律》(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等。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晋律注一卷，晋仆长张斐撰，杂律解二卷，二十一卷，张斐撰”，说明隋唐时期张斐的法律著作仍有保留。在我国，有很多珍贵的图书资料因历史上的战争动乱而失传。目前，张斐的著作绝大多数已失传，只有《晋书·刑法典志》中保留了他的一部《律》。本文为张斐对《晋律》的注解，注解完成后，给晋武帝司马炎上表作了一篇简述摘要。

一部法典的法典，首[文]先规定了法典的内容[章]，即“王政布之于上[来]，诸侯奉之于下，礼[自]乐抚之于中”，三者[历]“相须而成，若一体[史]焉”。在他看来，法[大]律应该体现“礼乐”[全]精神，由国家统一制[网]定、颁布，臣民无条[文]件服从、奉行。他认[章]为，“礼乐”是封建[来]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自]等级制度的体现，因[历]此，他认为，礼乐是[史]法的灵魂，法是礼乐[大]实现的工具和保证。[全]因此，“以礼敬上，[网]故降之刑”。要维护[文]封建等级制度，实现[章]法制的统一，也只能[来]依靠法律手段。

在张斐看来，一部法[自]律，就像《易》经一[历]样，“其意旨远，其[史]辞文远，其言典而中[大]，其事肆而隐”(《[全]易系辞典》)。它所[网]含的“理”，精玄而[文]深刻。所以，应该“[章]慎其变，察其理”。[来]律注中的“理”有两[自]层含义，一是封建纲[历]常伦理，二是事物本[史]身的逻辑和规律。而[大]且两者都是统一的。[全]

在审律之理上，张斐对《晋律》中的一些重要法律概念和术语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在他看来，正确理解这些体现“理”基本精神的概念和术语，即“比律义名”，对认定犯罪、适用刑罚具有重要意义。举例来说，欺骗和欺骗。辱骂即欺；欺骗即欺骗。两者都是通过欺骗手段进行犯罪活动，其行为虽相似，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张斐综合汉代律家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谩骂指的是臣民对君主不忠的欺骗行为，处之以重刑；诽谤指的是臣民之间背信弃义的欺诈行为，处之以相对辱骂轻的刑罚，从而明确了两者的区别。因此，在审理欺骗行为案件时，可以方便地确定犯罪性质，准确适用刑罚。

张斐认为，有的律文虽然表面上不符合逻辑，但实际上很有道理。所以，应该“谨慎行事”。并举例子说：「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刑，当自赎。谋反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因此，有失之变。根据前代的经验，晋律规定：“不用诏书”，是以过失为罪的。在张斐看来，这里的“无端失礼”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官员们在执行公务时，犯了“不用诏书”的罪，就是“意善功恶”。因此只能按过失论罪，并处以赎罪。但是张斐认为，对于“不知情”者，不适用“同伍”者。谋反罪不分故意和过失，以故意论罪，判处重刑。可见，张斐要求审律之理与慎律之变的本意，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封建法是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工具，对法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这一“理”。在我国法律发展史上，《晋律》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法律，可惜没有流传下来。而张斐的《律注表》对我们理解律注表的内容非常有价值。

魏晋时期是中国封建法律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法律由粗俗走向完备的关键时期。作为魏晋时期的法律思想家，张斐的法律思想为当时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其立法思想对当时的司法活动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后世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