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车轮辗过二十世纪后，人们的道德已经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到了宋哲元打凤翔的时期，已经远远不同于白起伐赵时期了。如果说白起那个年代杀俘是可以原谅的话，宋哲元这么干，就只能受到遣责了。而实际上，西北军中以冯玉祥为首的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便已引起同为军阀的各军系的强烈的义愤。因而象冯宋等这样的极端作法，在其他的军系中是不多见的，因而宋哲元凤翔杀俘的行为，也就只能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绝无象我们原谅白起那样可以得到丝毫的原谅。这就象十九世纪以前的人们蓄发辫裹小脚不应受到谴责而二十世纪的人们要是还那样的装束就只能受到人们的耻笑一样的道理。

我们如何认识杀俘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孙立人他如何地认识这个行为。也许有人会说，都是旧社会的国民党军，既然宋哲元杀俘虏是可以炫耀的是引以为荣的至少是不以为耻的，那么孙立人杀俘理所当然也就是心安理得的，因而也就是他愿意这么做的。

一派胡言，混蛋逻辑!

虽然同为国军，但需知孙立人所受到的教育，是截然不能等同于宋哲元的，孙立人所处的四十年代的中央军，也是截然不能等同于宋哲元所处的二十年代的西北军的，因而孙立人的道德准则，也就绝对不可能是宋哲元坚持的道德准则。如果杜撰石友三杀俘虏，或杜撰刘郁芬杀俘虏，不管历史事实上是不是存在，但它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刘郁芬、石友三们是有着与宋哲元相同的道德观念的，是没把杀俘当成无耻的。而作为在美国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从属于中央军嫡系，又正在与美英军并肩作战的孙立人，是绝对不可能将杀害战俘看成是一种功勋而必会将其看作齐天大耻的，因而是断断不可能作出如此无耻行径的。